映象新闻

2013年10月16日，美国国会达成协议，结束部分政府部门长达16天关门危机，协议批准联邦政府借债3280亿美元。

应该再早点讲，但也不晚，最起码讲了。十年的黄金期后为什么会迎来十年的衰退期，这需要我们反思。

当然一个是存量，一个是流量。比如，最近美国的储蓄率又跌下来了，原来曾经恢复到6.5%（最高的时候是8%以上，2008年曾经降到负值），但最近掉到4%多。三分之一和土地转让有关，如果是正常的土地转让也没有问题，如果突然抽紧不让转让就会有问题。有一小部分国家，两个都要管。它是一种冲动，它认为我也是一个国家级的银行，我不愿意变成地区级的银行

香港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人民币金融资产，除了上述的人民币存款外，还包括2288亿元点心债券，1256亿存款证，790亿人民币贷款，以及尚未完全审批的累积2700亿RQFII额度。自2004年2月持牌银行开始提供人民币存款服务以来，香港的人民币存款逐步增加，特别是2010年7月份《香港银行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签订以来出现了快速增长，至2013年2月，香港人民币存款共计6517亿元，其中活期与储蓄存款1394亿元，定期存款5123亿元。事实上，中国居民持有外币计价资产的偏好比较高。

事实上，在过去十余年中，央行通过对冲，大体维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再次，中国M2对GDP之比超过180％，为世界之最。有关时序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关系问题。在分析中国近来并未像印度、巴西等国那样因美联储推出数量宽松的可能性加大而出现资本外流、货币贬值、经济增长速度下跌等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时，国际经济学界都把中国依然保留资本管制作为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法律，前者只可以使用本地资金，而后者可以在全球范围调度资金。对此，您持怎样的观点？ 余永定：自2012年中以来，学界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讨论比较少，这可能同货币当局只做不说的方针有关。

如果现在突然完全开放资本项目，中国将会出现什么状况？在目前的国内、外形势下，暂时可能不会发生什么大事。（《中国证券报》记者 陈莹莹） 进入 余永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资本管制 。当货币当局放松货币政策时，资本流出。这样，学界讨论的重点就由人民币国际化转到对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讨论。

在实践上，我们有借加入WTO推动国内改革的经验。所谓有时序也并非指在一段时间内只能做一件事。最后，中国的庞大外汇储备是金融自由化情况下抵御风险的重要武器。第八，美联储正在酝酿退出货币宽松政策，美国国内利息率出现上升趋势，国际资本正在流出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正在加大。

中国证券报：您认为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我国仍有必要采取一定的资本管制？ 余永定：同资本项目自由化相关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第一，产能过剩严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巨大。要降低资本项目自由化所带来的风险，就必须建立风险管理机制。

资本项目自由化必然增加金融市场风险和宏观经济风险。日本由实现经常项目自由化（1964年）到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相隔33年。

我想强调，关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讨论是个学理问题、技术问题，不是意识形态问题。其中，中国居民储蓄存款高达43万亿人民币。】 放弃资本管制所致风险显而易见 中国证券报：近期有不少声音呼吁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为求万全，中国首先应该加速国内的改革和调整，资本项目自由化不应在中国的改革和调整日程中占据优先位置。最令人担心的情况则是：由于出现某种意外事件、预期突然恶化，资本外流的压力陡然增加，并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解除限制，资金外流数量可能更大。

但不管怎么说，否认时序的重要性，不仔细斟酌时序的态度是危险的。第七，国内资产向海外转移的趋势可能已经比较严重。

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可能不高，但一旦发生，其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将是致命的。如果中国居民将储蓄存款的15％换成美元资产，流出中国的资金就将高达一万亿美元。

与此相对比，在货币兑换完全自由化的日本，外币存款在居民储蓄存款中的比例在2003年只有1.6％。第五，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至少局部地区房地产泡沫严重。

以后还可能出现一种情况是：当货币当局实行货币紧缩抑制通胀和资产泡沫时，资本流入。虽然可以通过对冲政策来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种对冲一方面难于完全有效，另一方面代价高昂。如果完全放开资本管制，中国是否依然能够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比较难说了。作为风险管理基础的短期货币市场基准利息率和国债期限结构曲线仍有待建立。

真正的问题是：应否在近期，如在2015年以前，实现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例如，现在中国居民每年用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数量是有额度的，是否现在应该取消一切限制？又如，是否现在或在2015年以前取消非居民购买大陆股票和债券的限制？ 日本的资本项目自由化是比较成功的。中国绝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

中国证券报：除为资本项目完全开放创造条件外，资本项目本身还有什么事情可做？您对金融服务开放持什么态度呢？ 余永定：维持甚至加强对短期跨境资本的管理，并不妨碍我们继续推动直接投资和其他长期投资的自由化，并在条件成熟之后，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主要的问题可能是套利、套汇活动进一步加强。

当然，各国情况不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时序也应该有所不同。在当前全球的各种经济论坛中，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在谈论资本管制（或资本流动管理）的必要性。

2012年央行明确提出当前中国正处于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战略机遇期，并酝酿出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时间表。不仅如此，中国储蓄存款大部分可能集中于少数居民手中。金融风险的管理有效性还取决于公司治理、簿记和信息披露以及审慎监管状况。其资本项目自由化过程始于1960年，基本完成于1997年，持续近40年。

中国的资本项目自由化过程始于1993－1994年，尽管期间出现过停顿和反复，资本项目中的大部分子项目已经实现了自由化。相反，中国应该主动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健全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风险监控机制、加速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

没有定价的基础，就无从实现风险管理。而监管层也在不同场合表示将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讨论必须坚持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的态度。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如果一个国家汇率缺乏灵活性，或者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难于承受汇率的大幅度波动，一旦放弃对跨境资本的必要管理，这个国家就难于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